侯怀银 张楠｜杜威教育著作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反思
摘要 1911年，杜威教育著作开始在中国传播。杜威教育著作在20世纪中国的传播历程有不同的阶段，每个阶段各有其特点。21世纪以来，杜威教育著作在中国的传播内容、传播形态等方面表现出不同于以往的特点。反思杜威教育著作在中国的传播对西方教育著作在我国的传播而言，有以下几方面的启示：就传播者而言，应当提高传播的自觉性；就传播信息而言，应当挖掘教育著作的内在魅力；就传播媒介而言，应当实现传播途径多元化；就受传者而言，应当满足不同受传群体的不同需求；就传播反馈而言，应当引发受传者的认知和行为变化，增强传播效果。
关键词 杜威;教育著作;传播
作者简介
侯怀银/山西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太原030006）
张楠/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博士研究生（北京100875）
杜威（John Dewey，1859—1952）教育著作在中国的传播已有一个多世纪，对我国的教育理论与实践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目前关于杜威教育著作在中国的传播，尚缺乏系统的研究。有鉴于此，笔者展开了一系列梳理和探究，以期厘清杜威教育著作在中国的传播历程，并对其中得失进行反思，从而为今后西方教育著作在我国的传播提供经验与启示。
01
杜威教育著作在20世纪中国的传播历程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前，胡适、蒋梦麟、陶行知等人邀请正东游日本的杜威来华访问讲学。杜威来华之前，为宣传实用主义教育思想，陶行知等人曾先后发文介绍其教育著作；杜威来华之后，其教育著作纷纷出版，竞相传播。杜威访华为其教育著作在中国的传播做出了重要铺垫。纵观杜威教育著作在20世纪中国的传播历程，可以将其划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1. 第一阶段（1911—1918年）
1911年，《新教育》杂志登载由刘伯明翻译的《思维术》（即《我们怎样思维》）第一章，题为“何谓思想”。据笔者目力所及，此系杜威教育著作在中国传播之滥觞。时隔七年，刘经庶（即刘伯明，笔者注）所译《思维术》一书由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出版，系杜威教育著作在我国的首次全译。
1917年，天民（即朱元善，笔者注）在《教育杂志》上发表了两篇介绍类文章。在《台威氏之教育哲学》一文中，天民引介了《民主主义与教育》及其附文《教育哲学序论》，概要论述了书中主要观点。在《台威氏明日之学校：注重自然发达之教育》一文中，天民指出，《明日之学校》阐明了“初等教育当采取之根本原理”。
这一阶段，杜威教育著作在我国的传播主要表现出如下特点：
第一，传播目的在于为当时新教育运动的发展提供借鉴。天民在介绍《明日之学校》的文章中开篇即道：“新教育当采用之理论及美国教育之实际，悉备于此篇。”［1］
第二，传播形式和传播媒介略显单调。传播形式以文章为主，辅以译著；传播媒介以杂志为主，辅以书籍。
第三，传播形态简单，只有翻译和内容简介两种，未见其他形态的传播。这表明该阶段杜威教育著作在我国的传播尚在起步阶段。
2. 第二阶段（1919—1928年）
1919年4月至1921年8月，杜威来华访学，其教育著作在我国的传播走向高潮。一时间，各报刊纷纷刊发相关文章，主要包括以下四类。
其一，介绍。1919年杜威来华前夕，《新中国》杂志刊登了题为“介绍杜威先生的教育学说”的文章。文中，陶知行以出版年份为顺序，介绍了当时杜威的全部著作，共计16本，并指出“和教育最有关系的，一是平民主义的教育，二是将来的学校，三是思维术，四是试验的论理学”［2］。其后，该文被多次印行并于杜威演讲会场分发。
其二，演讲笔记。该阶段文章中，以演讲笔记为数最多，内容多为《民主主义与教育》之梗概，或阐释杜威所建构的实用主义教育哲学，如《平民教育之真谛》［3］《演讲：教育哲学》［4］等。
其三，翻译。该阶段译文众多，节译、全译、编译皆有，基本上涵盖了当时已有的杜威教育著作。查阅权威杂志《教育杂志》《教育公报》《新教育》《新中国》等可见，代表性译文主要有：《教育上之民主主义》（真常节译自《民主主义与教育》第七章）、《杜威氏之教育主义》（郑宗海全译自《我的教育信条》）、《什么是思想》（赵迺传译）、《德莫克拉西与教育》（邹恩润译）、《教育上的兴味与勉力》（张佐时译）、《明日之学校》（李小峯、潘梓年译）、《杜威论儿童和课程》（周淦卿译）、《学校与社会的进步》（TC译）。
其四，书评及读后感。志希、杨前海、缪凤林等人先后对多部著作进行了评论及阐释。
除文章之外，著作的译本相继出版：《学校与社会》（刘衡如译）、《德育原理》（元尚仁译）、《平民主义与教育》（常道直译）、《儿童与教材》（郑宗海译）、《明日之学校》（朱经农、潘梓年译）、《教育上兴味与努力》（张裕卿、杨伟文译）、《民本主义与教育》（邹恩润译）。
在当时北京大学和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教学实践中，也可觅见传播的踪迹。1920年，杜威为北京大学修读教育学的本科生指定外文参考书共9本，其中包括《民主主义与教育》《明日之学校》《学校与社会》。同年秋季起，杜威以常道直所译《平民主义与教育》为教材，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育科讲授“教育哲学”课程，历时一学年。1921年秋，胡适在北京大学开设《杜威著作选读》课程。
这一阶段，杜威教育著作在我国的传播呈现出以下四个方面的特征：
第一，传播内容较为全面。《我的教育信条》《学校与社会》《儿童与课程》《教育上的道德原理》《我们怎样思维》《教育上的兴趣与努力》《明日之学校》《民主主义与教育》等主要著作均已传入我国。
第二，传播形式上，译文和译本众多，态势兴盛。不同译者、不同报刊、不同出版社的译文和译本略有差异。例如，《民主主义与教育》曾译名为“平民主义与教育”“民本主义与教育”，《儿童与课程》曾译名为“儿童与教材”。不同的译名体现了译者对杜威思想各自不同的理解，以及报刊、出版社各自不同的主张，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传播之盛。
第三，传播媒介具有一定权威性。作为共学社教材的《平民主义与教育》、作为师范学校教材的《教育上兴味与努力》、作为大学教材的《民本主义与教育》，均是以教科书为媒介进行传播的。教科书是权威的授课用书，赋予传播一定的权威性。
第四，传播方式多种多样。这一阶段的传播不再像前一阶段那样形式和媒介单调、形态简单。除杂志外，报纸和书籍也成为传播的重要媒介。杂志和报纸上登载的文章有介绍、演讲笔记、翻译、书评及读后感等多种形态，出版社则以译本的形式加入传播的洪潮，指定参考书、确定教材、开设相关课程等教学实践活动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传播进程。
3. 第三阶段（1929—1948年）
1929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由王云五主编、邹恩润翻译的丛书《民本主义与教育（1—5册）》，开《民主主义与教育》一书在我国分册成套发行之先河，也是杜威教育著作在我国以丛书形态刊行的首次尝试，标志着杜威教育著作在我国的传播日臻成熟。
其时，杜威教育著作在我国传播的书目繁多，以译本为主，不仅多次再版上一阶段的译本，而且涌现出一批新的译本：《德育原理》（张铭鼎译）、《教育科学之源泉》（张岱年、付继良译）、《教育科学之资源》（丘瑾璋译）、《思想方法论》（丘瑾璋译）、《思维与教学》（孟宪承、俞庆棠译）、《经验与教育》（曾昭森译）、《经验与教育》（李相勖、阮春芳译）、《经验与教育》（李培囿译）、《今日的教育》（董时光译）。
除译本之外，一些著作在不同程度上推进了传播。如，雷通群所著《西洋教育通史》开专章介绍杜威的生平、思想和著作，其中特意列举并介绍了《民本主义与教育》等5本教育著作。又如，《教育通论》中写道：“他（杜威）对于教材，教法，训导……等等，都有很好的意见，都详载在他著的《民本主义与教育》及《明日之学校》当中。”［5］
文章也是这一阶段传播的主要形式。与前一阶段相比，译文为数不多，其中《进步的教育与教育之科学》［6］与《教育的哲学基础》［7］这两篇文章分别是《进步教育与教育科学》和《教育的哲学基础》这两本著作在中国译介的开端。介绍与书评的数量有限，但相较以往更显深刻。书评主要分为两类：一是关于著作的书评［8］，二是关于著作译本的书评［9］。
此外，还有一些内容别致或形式新颖的文章。前者如梁漱溟独创了《民本主义与教育》一书的读法“最好先读第四章，再读一、二、三各章，然后再看第七章；……其余几章的话都是帮衬着发挥道理，说明方法。”［10］后者如以问答的形式将《民主主义与教育》的不同译本进行比较：“常道直译的杜威讲的《平民主义与教育》一书，内容与《民本主义与教育》一书，同为杜威阐发平民主义真谛的专书，惟前者不及后者之详备耳。”［11］
北京大学曾发布一则订购广告：“杜威博士所著之《解决教育纷乱的途径》一书，经本校教育学系欧阳湘先生译成中文，已于日前出版。……燕园人士有欲购者，……向翟先生接洽云。”［12］在某种程度上，此乃以广告的形式传播杜威的著作《从教育混乱中寻求出路》。
这一阶段，杜威教育著作在我国传播的特征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传播主体多元化。此前，杜威教育著作的译本主要由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出版，泰东图书局亦有所为。该阶段，传播主体虽仍以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为主，但人文书店、世界书局、文通书局、正中书局等均与泰东图书局一道参与到出版事业当中。
第二，传播内容和传播形式完整化。在上一阶段，杜威的主要著作均已传入我国。这一阶段，《进步教育与教育科学》《教育科学的资源》《从教育混乱中寻求出路》《教育的哲学基础》《经验与教育》《今日的教育》等著作也相继开始传播。至此，杜威教育著作在我国的传播趋于完整。另一方面，新出现的传播形式，如就译本撰写书评、创新读法、以问答形式比较译本异同、发布广告宣传译本等，使传播更显完整。
第三，传播趋向系统化。在传播初期，书籍形态均为单本单册。1929年，《民本主义与教育（1—5册）》面世，表明我国对该书的译介更加深入细致乃至开始自成体系，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学界对杜威教育著作的重视。
4. 第四阶段（1949—1977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一段时间内，受当时政治状况以及十年动乱的影响，杜威教育著作在我国的传播陷入阻滞。相关论文数量极少，且对著作中的教育思想进行了无情的批判。1977年，上海师范大学教育系与杭州大学教育系联合编译《杜威教育论著选》一书，以批判的视角和笔触，选译了部分著作和论文。实际上，批判也是一种传播形态。
5. 第五阶段（1978—1999年）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我国开始全面恢复教育事业。杜威教育著作的传播随之回暖，并渐趋兴盛。
1981年，赵祥麟、王承绪编译的《杜威教育论著选》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书中较全面地选译了具有代表性的、影响较大的杜威教育著作，且按照发表时间的先后顺序编排，并将“五大讲演”等以附录形式刊出，大体上反映了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各个方面和整体发展过程，有力地促进了杜威教育著作在我国的传播。
1990年，王承绪翻译的《民主主义与教育》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该书全面且系统地阐述了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理论,对教育的本质、目的、内容、方法、教材等问题提出了独特的见解，作为权威译本，多年来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同年，人民教育出版社还以中英对照的形式出版了《民主主义与教育》。这本书以前述王承绪译作为中文本来源，仅作为内部教学资料传播。
其时，《我们怎样思维·经验与教育》（姜文闵译）和《学校与社会·明日之学校》（赵祥麟等译）先后出版。二者均为著作合集，从属于人民教育出版社推出的“外国教育名著丛书”系列。此外，一批教育名著选集纷纷收录杜威教育著作，并对其做出创作背景简介和作品述评。
关于杜威教育著作的论文，大部分以《民主主义与教育》为研究对象而展开论述。这些论文研究视角多样，研究内容多彩，主要包括：书中的批判继承问题，教育作用和目的、教学理论、德育原理等主要问题，民主社会的教育、“学校即社会”、“教育无目的”等重要论点。相较而言，以其余几部教育著作为研究对象的论文数量较少，研究规模较小。如，以《明日之学校》探讨教育未来学研究，介绍杜威晚期教育著作，考证刘伯明译记的《杜威三大演讲》。
这一阶段，杜威教育著作在我国的传播开始复苏，并逐渐兴盛起来，取得了显著的研究成果，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就传播内容而言，《杜威教育论著选》（赵祥麟、王承绪译）和《民主主义与教育》（王承绪译）翻译权威、制作精良，被公认为杜威教育著作在我国传播的里程碑式作品。
第二，就传播形式而言，人民教育出版社选译、合集出版并以系列丛书的形式发行杜威教育著作，以及一批教育名著选集纷纷收录杜威教育著作，既体现出我国教育界、出版界对其的重视，又肯定了传播的价值，并对此前的传播形式做了补充。
第三，就传播形态而言，研究论文先后刊发，不再局限于此前介绍、演讲笔记、翻译、书评及读后感等文本形态，开始关注著作本身，选取全新的视角开展理论研究，试图深挖著作内涵，有助于在传播中拓展研究的广度和深度。
02
杜威教育著作在21世纪中国的传播及其特点
21世纪初，杜威教育著作在我国的传播进入新阶段，不仅有系统而完整的翻译，而且有多维度、多视角的编译和解读，还有不同语言的文本还原，总体上呈现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良好态势。
期间，传播形式以著作和论文为主。其中，以著作为形式的传播主要呈现出如下特点：
第一，传播内容愈加丰富多样，不断推陈出新。其一，翻新民国时期的经典译本，并涌现出了一批优秀的当代译本。其二，传播不再局限于翻译原作，出现了一系列编译的著作选读和评析，如《杜威选集》［13］。其三，一批教师教育专著将杜威教育著作作为理论来源之一，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从教师教育视角对其进行解读。其四，甘肃民族出版社于2002年出版的《杜威教育论著选（藏文）》是杜威教育著作在我国传播的首个少数民族文字版本。
第二，传播形态由中文译本扩展至英文原著。2014年起，中国轻工业出版社先后出版《民主主义与教育》等著作的中英双语版本，将中文译本与英文原著共同刊行。2017年，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以原文影印的形式，出版了《教育科学的资源》等多部著作的英文原版。
第三，传播成果自成体系。《杜威全集》以杜威的思想发展历程为线索，全面收录了杜威一生在哲学、教育学、心理学、社会学等领域撰写的文章和专著，包括《杜威全集·早期著作（1882—1898）》（5卷本）、《杜威全集·中期著作（1899—1924）》（15卷本）、《杜威全集·晚期著作（1925—1953）》（17卷本）以及《杜威全集·补遗卷》。其中，主要的教育著作均有收录，表明传播更加系统，也为深入挖掘杜威教育思想的内涵提供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
以论文为形式的传播，其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就传播内容而言，绝大多数着眼于传播最盛的《民主主义与教育》，并且选取教育学的某一理论或视角，剖析其深刻内涵，或为公民培育、学校共同体的民主追求，或为开展参与式学习、将课程作为沟通载体的教学理念，或为学校管理和教师专业精神，或为著作本身的概念解析以及传播的历程回顾、影响分析。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围绕其余的杜威教育著作而开展研究的论文则相对较少，例如，选取教育哲学、学校道德等视角，分别对《儿童与课程》《教育中的道德原理》等著作进行解读。
第二，就传播形式而言，除期刊论文外，杜威教育著作也开始进入学位论文的研究视野。在学位论文中，既有对杜威教育著作本身的探究，又有基于杜威教育理论对我国教育实际问题开展的分析。
03
杜威教育著作在中国传播的启示
回顾一个多世纪以来杜威教育著作在我国的传播历程，笔者将其置于社会历史沿革变迁的场域之中，秉持教育学的立场与思维，运用传播学的理论和规律，力求客观公允地反省、慎思，从而为今后西方教育著作在我国的传播总结经验、提供启示。
教育著作传播作为传播的一种类型，受制于一般传播过程的规律。据传播学理论，一个基本的传播过程由传播者、传播信息、传播媒介、受传者、传播反馈共五种要素构成。据此，西方教育著作在中国的传播应从以下五个方面着力：
第一，就传播者而言，应当提高传播的自觉性。传播不仅是创作与接受的中间环节，而且是实现作品的理论价值和社会效用的中介。杜威教育著作传入中国之初，刘伯明于1911年所作《思维术》节译没有特定而明确的传播目的，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不自觉的传播。1917年朱元善在引介《明日之学校》时，阐明了该书对于新教育的发展有理论启发和实践借鉴意义，开始从不自觉传播转向自觉传播。直到1919年，杜威访华前夕，为宣传其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响应“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民主”与“科学”号召，推动思想启蒙和文化解放，一批志识先进的教育学人纷纷译介杜威教育著作，并形成一定规模，由此进入了自觉传播的时代。与此同时，杜威教育著作在20世纪20年代曾遭遇一些批评。例如，缪凤林指出《民主主义与教育》一书有“四点之失”，“若此书充其量不过代表一种学说，其距理想之教育哲学相差犹远”［14］。
纵观传播历程，多部著作的译名有所变动，《我们怎样思维》另译名为“思维术”，《儿童与课程》另译名为“儿童与教材”，《民主主义与教育》另译名为“平民主义与教育”“民本主义与教育”“民主与教育”，《教育科学的资源》另译名为“教育科学的源泉”。
在传播过程中，教育著作的各要素以效果论的形式显现出来。对杜威教育著作的褒扬与批评，以及译名的变动均是学人对此保持关注并理解阐发的结果，内含了研习的自觉。传播者只有正视教育著作的本身价值和传播意义，提高传播的自觉性，从不自觉传播转向自觉传播，才有可能实现著作价值，增强传播效果。
第二，就传播信息而言，应当挖掘教育著作的内在魅力。大众传媒的发展确实对杜威教育著作的传播效果产生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传播方式的改进无法提升教育著作本身的价值。杜威教育著作的价值，之所以经得起历史检验，关键在于其本身的魅力。这一点，透过学人对其内含思想的解读便可见一斑。
一方面，学人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与儒家哲学之间的跨文化对话。梁漱溟认为杜威教育哲学的核心观念是“生命”，并将其与儒家的生命学问相联系，以“生命哲学”解读《民主主义与教育》。［15］另一方面，学人发现了实用主义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的内在联系。有研究者指出，杜威的“实践”概念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虽有不同，但在谋求人类解放、争取改造现实等方面存在某些共性。［16］经过传播，学人对著作内含思想的理解愈发深刻，将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与东方儒家哲学、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沟通起来，使其在当今中国更具生命力，这正体现了杜威教育著作作为经典的魅力所在。
“民主”是杜威教育著作的核心概念，但目前学界“缺少杜威与当代民主理论家思想的比较研究”，“沟通杜威与马克思、杜威与中国传统的研究仍有巨大的研究空间”［17］。这些不足之处都有待今后完善。
总体上，研究者从教育的民主追求、教学方式、教师教育、学校管理等不同视角对著作进行解读、阐发，不断发掘著作的内在魅力，才使得杜威教育著作本身的价值得以延续、获得认可与尊重。
第三，就传播媒介而言，应当实现传播途径多元化。杜威教育著作在中国的传播方式以大众传播为主，传播媒介、传播形式、传播形态丰富多样。传播媒介主要是书籍、报纸、杂志等印刷媒介；传播形式主要有著作、论文、广告、课程；传播形态包括介绍、演讲笔记、翻译、书评及读后感、教学实践、批判、理论研究、英文原著等。传播媒介是传播得以实现的物质手段，是传播信息由传播者传至受传者的中介。不同的传播途径，具有不同的传播特点，往往指向不同的受传群体。
不同的传播媒介和传播形式，如杂志上登载的论文，以研究理论内涵为主，内容不免艰深；而报纸上刊登的广告，重在宣传，措辞便于理解。不同的传播形态，由介绍、演讲笔记、翻译、书评及读后感到理论研究的演变过程，从一个侧面体现出受传者由浅入深的理解过程。丰富多样的传播途径，意味着不同传播媒介、传播形式、传播形态之间互为补充，改善传播的速度和广度，从而增强传播效果。
第四，就受传者而言，应当满足不同受传群体的不同需求。受传者相对于传播者而存在，不同受传群体的特点不同、需求不同，因而对传播信息、传播媒介的要求有所不同。为了收获积极的传播反馈，传播者有必要考虑不同受传群体的特点，选择性地摘取传播信息、使用传播媒介，以满足受传群体的特定需求。
杜威教育著作的传播在面向不同受传群体时表现出了不同特征：面向普通大众时，以杂志、报纸为传播媒介，依凭介绍、演讲笔记、广告等传播形态，满足其普及性认知需求。面向师范院校学生时，以外文参考书、教材为传播媒介，依凭教学实践等传播形态，满足其学理性认知需求。面向教育学人时，以杂志、书籍为传播媒介，依凭翻译、书评、理论研究、英文原著等传播形态，满足其研究性认知需求。需要指出的是，不同受传群体所适用的传播媒介、传播形态有所差异，但无法机械地做出严格区分，譬如师范院校学生可能借助书评加深对著作内含思想的理解。总之，教育著作的传播不应局限于一般形式的文本印刷，而应根据受传群体的不同特点，灵活地调整传播方式，满足特定的研习需求。
第五，就传播反馈而言，应当引发受传者的认知和行为变化，增强传播效果。传播反馈指受传者对传播者所发出的传播信息的反应，其形成往往伴随着传播效果的产生。受传者基于著作中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形成了各自的认知，共识与争论兼有。例如，《学校与社会》论及儿童在教学中的地位问题。有研究者认为，杜威倡导的“进步教育”，要求把儿童当作教育的起点和中心。［18］有研究者则认为，教学的中心任务是在儿童与课程之间建立联系，儿童只是教学过程中相对于课程而言的矛盾的另一端。［19］尽管学人的认知不尽相同，但儿童在教学中的地位问题引起普遍关注却是不争的事实，不难看出传播广泛地引起了受传者的认知变化。
个别思想深刻且有一定社会活动能力的受传者，在充分认知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教育理论，进而指导教育实践。如，陶行知立足于现实国情，借鉴传统教育思想，将“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做中学”改造成为在中国更具适切性的“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并开展了生活教育实验。
总之，教育著作的传播应当着眼于其中的思想内涵，实现认知甚或认同，进而理解、阐发，以期引发受传者的思想变化，乃至影响教育实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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